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重要的要素價格，中國工資收入的增長一直是引人矚目的話題。一方面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中國的工資水平增長率連續(xù)四年處于兩位數(shù)的水平，世所罕見。然而另一方面，據(jù)媒體就民眾對當前工資的滿意度及工資差距等問題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對當前工資狀況不滿意的達96.5%，為什么職工工資大幅度提高而滿意率卻沒有相應提高？這個巨大的不等式之間到底有什么因果關系？本報特邀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yè)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y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承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劉秉泉共同探討這些問題。

    最近一些年“平均工資”、“平均房價”等等已經成了一個帶有很大誤導性的概念，它往往掩蓋了真實問題，成為少數(shù)人謀取政績的工具。如果高收入群體增長過快，進而整個拉升了平均工資，那么，這種抬升普通百姓當然沒有明顯感知。 

    工資增長效應仍不明顯

    主持人：記者日前從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深化企業(yè)薪酬制度改革 促進構建和諧社會”論壇上獲悉，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xù)四年實現(xiàn)兩位數(shù)增長，并分別超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請問，該如何理解這一結果的社會學和經濟學意義？

    夏業(yè)良：平均工資連續(xù)4年以兩位數(shù)增長，應該說在世界范圍都是比較罕見的。但是為什么老百姓卻感覺不明顯呢？我想這種反差也許比數(shù)字本身更值得我們思考。

    我認為，最近一些年“平均工資”、“平均房價”等等已經成了一個帶有很大誤導性的概念，它往往掩蓋了真實問題，成為少數(shù)人謀取政績的工具。

    以平均工資為例，究竟主要的增長群體是哪些人，低收入群體增長情況究竟如何？如果高收入群體增長過快，進而整個拉升了平均工資，那么，這種抬升普通百姓當然沒有明顯感知。

    經濟學里面有這樣一個概念：邊際消費傾向遞減。例如，給窮人增加100元工資，會明顯改善他的生活，他會用來購買生活必需品，增加幸福指數(shù)。但是，如果這100元是給了一個月收入10000元的人，也許他都沒有什么明顯的感覺，也不會因此而顯著增加消費。所以，漲工資進而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是針對低收入群體更為有效。

    其次，給窮人漲工資的“乘數(shù)效應”也遠遠大于給富人。假如給1萬個窮人漲了工資，他們會立即去消費，這個市場就會活躍起來。最初投資所撬動的最終效應，可能會放大很多倍。

    劉秉泉：這一結果表明，近年來在我國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職工工資收入也保持同步增長。國際經驗也表明，擴大居民收入份額，使居民收入增速等于甚至在一定時期內適度快于經濟增長，從根本上有利于擴大消費、拉動內需，從而進一步帶動宏觀經濟增長。因此，今后一段時期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大格局還將適度向城鄉(xiāng)居民個人收入傾斜，保持居民收入的穩(wěn)步快速增長，應該成為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保持國民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政策取向。

    張承耀：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效果：好的一面是職工收入增加了，購買力增加了；不好的一面是工資成本增加了，總體競爭力就會受到影響。

    單純拿工資水平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增長比較還很不全面，因為還得看消費指數(shù)、房價、股票價格等各個方面。僅僅看工資水平增長的意義不大。

    中國已經擺脫國富民窮？

    主持人：有人認為，近4年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平均工資增長最快時期，可以側面說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已經更多的惠及普通百姓，中國已經開始擺脫“國富民窮”的尷尬。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

    夏業(yè)良：我認為，單純一個平均工資上漲的數(shù)據(jù)，很難支撐這么宏大的結論。

    中國以往的社會言論一直主張的是國富才能民強，其實，西方市場經濟一直主張的是民富才能國強。在經濟發(fā)展中，個人才應該是受到最多關注的本體，國家則是由個人這一主體而派生出來的公共實體概念�，F(xiàn)在很多統(tǒng)計都往往把個人實際獲得的福利忽略掉，一味追求政績與數(shù)字迷信。例如，為了說明公共圖書館增進了社區(qū)居民福利，總是強調藏書達到多少萬冊，卻不提借閱是否方便，借閱率有多少。回到平均工資上漲的話題，我認為平均數(shù)往往說明不了問題，尤其在時下的國情。

    個人建議，相關部門以后再進行類似統(tǒng)計時，還應該進行細分化研究。例如，不同行業(yè)收入增長情況，不同收入階層增長情況。在我看來，年收入5萬元以下甚至兩萬元以下群體的工資增長情況更值得關注。

    劉秉泉：近幾年，國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堅持“調高，擴中，提低”戰(zhàn)略，特別是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方面出臺了很多政策措施。這也是有目共睹的。

    2004年3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最低工資規(guī)定》。各地區(qū)按照“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的要求，紛紛進行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截至2006年底的近3年期間，累計調整60次，每個省份（自治區(qū)、直轄市）平均調整1.9次左右，調整頻率明顯加快。2006年，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一般都在30%左右，有的省份調整幅度最高達到64%。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直接影響著職工工資水平的提高。

    主持人：有人經過倒推，發(fā)現(xiàn)該調查統(tǒng)計是不包括9億農民的，也不包括大約1億名體制外農民工、自由職業(yè)者等勞動階層。請問這種情況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那么這種統(tǒng)計方法是否科學？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說服力？

    劉秉泉：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的指標定義，農民不屬于職工的范疇，但農民工只要是與國有、城鎮(zhèn)集體、聯(lián)營、股份制、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其他單位及其附屬機構等簽訂了勞動合同，并由其支付工資，也屬于職工的范疇。

    當然，目前我國職工隊伍構成中農民工肯定不是主體，而是少數(shù)。按國家統(tǒng)計制度規(guī)定，勞動統(tǒng)計的范圍主要是對城鎮(zhèn)單位進行，包括企業(yè)、事業(yè)和機關單位，不包括私營單位和個體工商戶，統(tǒng)計的對象和主體也是城鎮(zhèn)單位職工工資。今后，隨著我國私營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自由職業(yè)者的增加，這種統(tǒng)計方式應做相應調整，除城鎮(zhèn)職工工資外，還應擴大統(tǒng)計范圍，使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更有權威性和針對性。

    張承耀：所謂的“工資”主要是指每月穩(wěn)定的收入，也就是“月薪族”或者“工薪族”的收入。因此，9億農民就無法被統(tǒng)計在內，大約1億名體制外的農民工也很難符合上述條件，自由職業(yè)者等勞動階層當然也屬于沒有工資的人們。換句話說，在當今中國，所謂的“職工工資”就是在稅務局有記錄的一部分個人收入。因此，這個數(shù)據(jù)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主持人：我們?yōu)g覽了大量網(wǎng)民的回帖，發(fā)現(xiàn)平均工資上漲并未很好地轉化為全民福利的上漲。請問，這兩者之間的結構性缺陷在哪里？

    劉秉泉：平均工資的快速上漲與全民福利上漲的心理感受之間的落差是很自然的。一方面，工資只是居民收入的一部分，由于投資收益（比如投資于股票債券市場、房地產市場的收益等）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近年來呈上升趨勢。因此，職工平均工資的快速上漲并不必然導致居民收入的快速上漲。

    同時，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教育、醫(yī)療、購房等方面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很大，2006年以來在糧食價格的推動下物價漲速加快，這些都不同程度抵消了工資收入增加的收入效應。

    另一方面，按勞動統(tǒng)計制度有關規(guī)定，工資總額計算方法不按實際發(fā)到職工手里的現(xiàn)金計算，而是以職工工資應得的全部勞動報酬為計算依據(jù)。這些勞動報酬中包括單位代扣代繳的各項費用，如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的個人繳納部分，并且是個人所得稅稅前工資。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個人繳納部分的比重將隨工資收入的增長逐漸增加。因此，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的職工工資實際增長幅度和每個人的感覺會有一些差距。

    張承耀：這是因為“平均工資”與“全民福利”相差比較遠。首先，平均工資的上漲不能保證每個人的上漲；其次，作為收入性質的平均工資還不一定能夠抵消作為支出的消費物價水平的上漲；此外，全民福利更多的涉及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提高。而恰恰在這方面，居民的意見最大。因此，就算是工資收入提高了，也不一定帶來滿意度的提高。

    平均工資增長難掩貧富差距擴大　

    主持人：不少讀者關心，究竟哪些人的收入在領跑？或者說增長部分主要流向了哪里？甚至有人猜測，增長部分主要流向了壟斷行業(yè)和管理層，請問這種猜測是否正確？該如何認識增長的不均衡性？

    劉秉泉：收入增長的不均衡性及由此產生的收入差距，無疑對社會公平有負面影響。就拿北京市來說，2005年達到職工年平均工資及以上的職工人數(shù)占全部職工人數(shù)的比重約為1/3左右，沒有達到職工平均工資的人數(shù)占2/3左右。目前一些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企業(yè)工資水平在低位徘徊或增長比較緩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張承耀：工資只是收入的一種形式�！肮ば诫A層”與沒有固定工資的人相比，好像是有了穩(wěn)定的收入，應該具有相當?shù)膬?yōu)越感。但是，考慮到物價水平的上漲，特別考慮到房價的躥升，人們就依然會感到喘不過氣來，一些人成為了實際的“房奴”，另一些人雖然不是現(xiàn)實的“房奴”卻是精神上的“房奴”。

    許多人認為“工資總額”與“平均工資”意義不大。其原因有四：

    一是工資并不是收入的全部，比如現(xiàn)在有的人炒股可以獲得很多額外收入。

    二是工資并不是某些“工薪族”的全部收入，哪個官員的“灰色”或“黑色”的收入統(tǒng)計在正常的收入內了？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搞公車改革，一個月的公務員車補可能就要數(shù)千元，甚至于比名義工資還高。

    三是同一單位中工資差別太大了，現(xiàn)在有的中央企業(yè)到境外上市了，高管的薪酬就得“和國際接軌”，那么，一年幾百萬元、上千萬元的薪水也很正常。

    四是行業(yè)地區(qū)之間的差距太明顯了，一些基礎設施領域的企業(yè)，價格是通過壟斷獲得的而不是競爭得來的，同時收入特別是隱性收入比社會上高出許多。本來價格就不合理，工資再高出一塊，那不就成了“搜刮民脂民膏”了嗎？

    總的看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基本上達到了，而且勁頭十足，而“走向共同富�！钡囊话�?yún)s越來越遠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正在考驗中國人的承受底線。(楊磊)

    資料

    北京市有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職工平均工資較高的行業(yè)中，證券業(yè)、銀行業(yè)、保險業(yè)職工年平均工資超過8萬元；計算機服務業(yè)、煙草制品業(yè)、法律服務、軟件業(yè)這些行業(yè)超過7萬元；電信和其他信息傳輸服務業(yè)、航空運輸業(yè)超過6萬元；職工工資水平較低的行業(yè)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yè)、紡織業(yè)、塑料制品業(yè)不足1.4萬元；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yè)不足1.2萬元；保安服務業(yè)年平均工資僅8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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